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根本层次，是物种适应环境变化、维持长期生存能力的遗传基础。2022年，《昆明-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》首次将遗传多样性保护纳入全球目标，但目标的实现需要掌握遗传多样性的变化趋势与幅度。然而，这一基础问题国际上长期存在广泛争论——不同研究使用的分子标记不同，结论差异悬殊，缺乏跨时间尺度的全基因组范围的遗传多样性证据。已有研究显示，1970—2022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平均规模下降73%，在此背景下，遗传多样性是否随之流失、流失幅度多大，亟待回答。

      为回答这一问题，电子游戏app下载安装研究团队选择高黎贡山作为研究地点。高黎贡山面积仅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0.36%，却孕育了占中国鸟类物种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鸟类，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之一。它位于喜马拉雅、印缅和中国西南山地三大生物多样性热点交汇地带，保护基础较好，长期设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并持续投入保护。研究团队以该地区的62个常见鸟类物种（均为IUCN“无危”）为研究对象，整合了历史（1960s–1970s）与当代（2000s–2020s）各294份样本的全基因组数据开展比较分析。

     结果显示，所有62个研究物种均表现出明显的遗传多样性下降，平均降幅为43%，略低于此前理论预测的全球遗传多样性下降幅度（>50%）。进一步分析发现，扩散能力强的物种，遗传多样性下降相对较少；反之，扩散能力弱的，则下降幅度更大，表明物种扩散能力是造成上述差异的重要因素。这一结果为进一步根据不同物种行为、生活史特征制定更加精准保护策略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。

     近期宏观生物多样性研究发现的一个反直觉的现象，即“常见物种悖论”：种群数量越大的物种，近期数量下降反而越严重。研究也同时发现，种群数量越多的物种，遗传多样性下降越严重。该研究结果提示着遗传多样性可能是“常见物种悖论”的微观机制，同时提示着传统的“种群数量越多越安全”的认知可能需要重新被审视。研究结果对于目前保护政策优化具有重要的启示，建议将遗传监测纳入保护体系，并将常见物种纳入监测对象。

     该研究近日以Genomic erosion across avifauna in a biodiversity hotspot sounds a conservation alarm为题，作为Research Article发表于Science。通讯作者为昆明动物所研究员董锋，第一、第二作者分别为科研助理刘日和已毕业硕士研究生刘娅丹（与西南林业大学联合培养），共同作者包括副研究员吴飞和工程师岩道。研究得到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、中国科学院及云南省科技厅等项目资助。

图1. 研究中62种鸟类历史与当代种群基因组多样性变化。（A、B）配对云雨图显示Watterson'sθ和杂合度（h）的变化趋势。（C）θ百分比变化与h百分比变化的散点图。（D）基因组多样性每世代变化的系统发育分布。

图2. 基因组多样性时间变化的预测因子。（A、B）各预测因子对种群水平Watterson's θ和个体杂合度世代间变化量的效应量。（C、D）随机森林回归评估的各预测因子贡献比例。缩写：ΔD，近期种群数量动态；HWI，物种飞行能力；AS，成体存活率；CS，平均窝卵数；PA，全球种群数量；ΔDis，采样点间的平均距离；MR，突变速率；Ele，分布海拔。